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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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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编辑整理:不详 发表时间:2007-03-14 12:50:17 【字体大小:

在赋税领域中,轻徭薄赋,或轻税思想是传统赋税思想的主流(注:赵靖《中国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儒家是轻徭薄赋主要倡导者,通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论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轻税役理论。孔子主张复周礼,在赋税方面主张“籍”和“彻”,即在公田上取什一税;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他所讲的仁政五纲,其中的三纲“耕者九一”、“关市几而不征”和“泽梁无禁”(注:《孟子·梁惠王下》。),实质上就是对农商虞的轻税问题,直接把实行轻税和富国相联系;荀子则把轻税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认为“裕民以政”就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而“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注:《荀子·富国》。)除了儒家之外,先秦诸子大都反对重税,主张轻徭薄赋。秦汉之后,儒家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轻税思想更成为主流,同时轻徭薄赋成为统治阶级表功立传的重要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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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君主清庸的主要标准。中国古代赋税的两次重要改革,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有蠲除苛杂,减轻农民赋税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封建统治机构臃肿、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轻徭薄赋只是开国之君的短期政策和开明官吏的理想。 
社会财富如何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这是中国古代关心经济事务的思想家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均”为主流的思想,我们称之为平利均富。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反映了这一经济思想,如孔子反对鲁国的当权派季孙氏要征伐颛臾,认为“丘也闻有国家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注:《论语·季氏》。),把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均”提高到比“寡”更重要的地位;道家没有直接提到对多余的财富应如何分配,但通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的思想看,可推断出财富应平均分配,不能让贫富过于悬殊;先秦显学墨家明确主张“有才财者以分人”(注:《墨子·鲁问》。)。先秦诸子在财富分配应该“均”的观点,被其后的思想家所继承。由于封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在秦汉之后,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手中,土地兼并加剧。由此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社会矛盾的尖锐,以抑制土地兼并为主要内容的“抑兼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关于分配领域“均”的思想,或平利均富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免费论文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主流思想之外,还应该有在先秦时期就已见端倪的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在这五个主流思想中,有不同的层次,贵义贱利是封建社会对经济问题看法的总纲,重本抑末、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服从于总纲,分别从社会分工、消费、赋税和分配等不同的角度反映封建社会经济特征的主流思想。 
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 
上面所讨论的五个封建正统思想,其中的四个——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均是儒家的东西,事实上,孔子已经论述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唯独重本抑末是先秦法家思想,首创于商君而形成于韩非,与儒家的不轻商思想格格不入。我们知道,孔子的经济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和平利均富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这就很自然了,不需在这些问题上花费笔墨。关键是重本抑末,这个源于法家的思想是否和上面提到的儒家的东西相融合?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就此问题作些分析论述。 
重要的是明确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之间的关系。在《盐铁论》的开篇中,贤良、文学们把重本抑末称为圣王之道、先王这法,重本抑末成为儒家的思想。我认为儒家之所以吸收重本抑末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在思想内容上有相通之处,使得两者可以相互融合。贵义贱利的基本内容是,视“义”为一种道德的正义和至善,应该提倡;而“利”则被视为种种的功利和物欲,因此应该反对,尤其要反对不顾自己社会等级的逐利行为。儒家为什么要强烈反对逐利呢?主要是因为儒家把个人的求利活动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强调追逐利益就会引起人欲泛滥,威胁到人性的健康,“及其动于欲、弊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注:《阳明文集全书·大学问》。)由于工商业的特点,从业者必须斤斤计较、唯利是图、不畏艰难才能在商业竞争中生存,“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这种赤裸裸的求利活动,使得从事工商业者和求利直接相对应,而且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联系起来,这就是贤良、文学们在汉代的盐铁会议上所言的“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注:《盐铁论·本议》。)的逻辑。至此,贤良、文学把重本抑末称为“圣王之道”、“先王之法”,贵义贱利和重本抑末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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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在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义主利从,为什么不主张抑商,反而提倡发展工商业?孔子对商业的态度仅有一条,“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注:《论语·先进》。)并没有丝毫的抑商含义。孟子和荀子都提倡“关市几而不征”(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王制》。)或“平关市之征”(注:《荀子·富国》。),是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先秦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儒家思想的特点得到解释。首先,先秦时期,不管是处在“工商食官”的封建领主制,还是私营工商出现的封建地主制时代,工商业产品也主要为贵族、地主服务,要抑制工商业,必然使这些贵族、地主的利益受损,这与孟子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注:《孟子·离娄上》。)的论点是相悖的。其次,先秦的私商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 ——免费论文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能与两汉时期相比,私人工商业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和破坏作用也小,因此不被思想家们所重视,而把主要的视野集中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消费以及分配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荀况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注:《荀子·富国》。),提出“省工贾,众农夫”(注:《荀子·君道篇》。)的主张,这是私人工商业发展的表现,表明在战国末年,任何思想家都不能无视工商业对封建经济的冲击了,而荀况的这种观点,也说明重本抑末和贵义贱利之间并非割裂,恰恰相反,体现了两者是兼容的。最后,先秦时期重本抑末在法家而不是儒家出现,这是儒法两家对治国安邦的不同态度所致。儒家强调治国要使百姓“富”和“庶”,把富民和足民看作治国的基本纲领,并且把富民和富国、富家联系起来,例如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的思想就表明了富民和富国之间的联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是把富民和富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不管农虞工商,,只要能够富民的行业,就该鼓励。法家认为富国只有农业一种途径,而富家可以有多种,人为地割裂富国和富家之间的联系。因此,为了富国强兵,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必须驱民归农,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要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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