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近八国集团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的演变，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发轫，上面的两个理由，都面临着调整的必要。 
　　第一个问题，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进程？我们知道，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的后面，总是有一批“尾随者”，即全球化的抗议者。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应当像那些“尾随者”一样持一种抗议的姿态呢？是否像他们那样成为会场外面的叫喊者呢？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其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的情况下，“门外的抗议者”与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2003年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创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其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增长占全球同范畴增长的29%。罗奇认为，今天的中国正为全球疲弱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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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对这些数字会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则是没有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中国的，而如何“看”往往决定着如何“待”，别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同以往了。与此相应，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待”他们的方式也应当转变。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联合国要不要改革，中国如何看待它的改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中国对此改革应当支持。 
　　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它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也就是维持和平。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战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成为主要的威胁等，都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架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改革联合国体制，确实势在必行。 
　　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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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但是后者却能够否决掉任何自己不喜欢的决议。就否决权本身来看，这种权力是否合理呢？有学者认为，否决权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再比如联合国的执行能力的问题。联合国决议的执行，要委托给具体的主权国家。而人们总是担心，受托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会悄悄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是，还是有舆论认为，美英等盟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战的。对于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往往徒唤奈何，制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制裁无法把政府同人民区别开来，受制裁伤害最重的，是那些本来就遭受国内制度伤害的人民。中国是联合国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受益者，那么中国对于改革联合国究竟应持什么态度呢？总的来说，支持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这个组织继续拥有合法性的条件。因为，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是联合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重建联合国的合法性，更需要中国的参与。 
　　相对于“二战”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时，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已经极大地提升了，无论从绝对方面看还是从相对力量看，都是这样。当时的一流强国，苏联、英国，目前都衰落了，法国作为欧洲的代表，在当时是一个弱国，现在仍然是二流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应当尊重这巨量人群的权利。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把建立民主的国际体系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目标，以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权力现实。  ——内容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再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孤立状态。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的进程，与国内的改革保持了同步，前者有时甚至是国内改革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际上的形象和承诺往往成为国内改革进程的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动力。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已批准或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这些承诺，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民主改革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推动联合国的民主改革和联合国宪章民主精神的普及，也就是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 
　　由此可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上述两项阻碍中国参与八国集团峰会以及最终参与该组织使之演变成九国组织(G-90)的理由，已经趋于消失。 
　　　　SARS强化了对中国的焦虑 
　　如果说中国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有关活动，是近年来客观形势使然的话，那么，恰恰是今年参加，则与中国以及世界正面临的SARS挑战有关。 
　　SARS以中国最为严重。对中国来讲，这首先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但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这一外部冲击，首先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群体心理中引起了强烈振荡，因此而内化为一个内部事件。然后，又引发了全球规模的振荡，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内部事件。现在，观察家们很少有人把这一冲击再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冲击了。  ——防采集设置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人们已经就SARS的影响作出了分析。在它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中，我认为，最长久和最严重的恐怕是中国的自我认知方面。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包含着对本国体制、实力、目标及形象的一系列描述。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对自我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一般是由政府主动建立起来并进行系统维护的。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期中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不必是精确的，相反是轮廓性的，相对模糊的。而这样的自我体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形象中，体现在一个国家希望向世界表明的意图、目标，以及通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这些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由国际形象、外交形象等确立的自我认知，又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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