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 “文革”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 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 from ，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论文大聚合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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