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论渎职

一 、一个制止渎职的简单模型
渎职既然是故意行为，那么，只有在渎职能够为当事人带来某种好处或利益时即渎职收益，才会诱导渎职。设立特定的职位，是因为通过该职位活动能带来相应的市场收益，它们既可以是经济收益，也可以是政治收益；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反之，渎职则意味着某种市场损失。而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收益。这个私人收益，本文称为“薪金”。它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利益贴现值，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加薪预期等。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如果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是完备的，没有外在化效应，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市场利益，并承担全部渎职的市场成本。也就是说，收益和成本等同于他的私人收益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市场主体没有理由为了获得渎职收益而放弃履行职责。私人业主绝不会为了获回扣或吃一顿宴请放弃他应获得的市场利益。而对代理人或层级组织中的雇员而言，他并不能获得其履职的全部市场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市场损失。履行职责，也只能得到契约薪金收入。反之，如果渎职不受查处，也会获得薪金收入。因此，层级组织中个人带来的市场收益和市场损失都可以通过组织外化。代理人履职或渎职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其行为带来的市场收益和成本。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即使履职会增加市场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同样，只要渎职给他带来的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就会诱发渎职。因此在组织中，除非能够通过某种手段使渎职者承担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否则渎职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公有制经济可以视为一个超大型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没有市场主体，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渎职动机的代理人，因而渎职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在渎职不受查处的条件下，渎职者不仅可以得到薪金收入，还可谋取渎职收益。以W和b分别表示薪金和渎职收益，则渎职的私人收益可表达为w+b。理性的雇员，只有在渎职的私人收益超过或至少等于私人成本时，才会有渎职行为。若查处概率为P (0<P<1)，则渎职条件为：
(1-P)(b+w)≥w （1）
反过来说，制止渎职的条件就表达为：
w>(1-P)(b+w) （2）
如果渎职受到查证后，除剥夺渎职收益b外，仅仅给渎职者以降职减薪的处分；或者说，渎职者被解雇后仍有其它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2）式的制止渎职的条件就要加以修正，渎职的收益就还应包括查处后的薪金。若以w0表示目前的薪金，w1表示降职或解雇后在替代职业可获的薪金，制止渎职的条件为：
wo＞（1-P）（b+wo）+w1P （3）
如果在查处渎职行为后，除上述罚处外，还将对渎职者处以罚款、政治及社会歧视、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等处罚M，则渎职收益还将扣除这些惩罚带来的损失。制止渎职的条件可以变为：
wo＞（1-P）（b+wo）+w1P-MP （4）
（4）式变形后可得到考虑到各种惩罚时制止渎职的一般条件：
(wo- w1)+M>(1/p-1)b （5）
（5）式的右边，我们称为渎职“诱因”（temptation），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渎职私人收益。
（5）式的左边，可以看作渎职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所丧失薪金（wo-w1）和额外惩罚（M）构成。
1．渎职诱因
渎职诱因决定于查处概率P和渎职收益b，前者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后者与诱因成正相关。假定查处概率是一个常量，则渎职诱因直接依存于渎职收益b的变动。渎职收益主要来自贿赂。行贿的目的是要使渎职者采取某种与其职能不一致的行为，增进行赌者的某种特定的利益或避免某种损失（获得机会利益）。因而，要得到渎职收益，渎职者必须拥有某种权力，而且能运用这种权力给特定的集团和个人带来利益或损失，否则就不会有人向他行贿。一般而言，拥有的权力越大，且运用权力有特定的受益或受损者，渎职收益或诱因就越强烈。
2．私人成本
在渎职诱因既定时，就可以得到为制止渎职所需要施于渎职者的私人成本（wo-w1+M），它包括薪金损失和其它惩罚这两部分。在现职位薪金wo既定时，查处后的薪金w1与渎职净私人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如果渎职受到查处后被解雇，并不得重新就业（w1=0），现职位薪金全部成为薪金损失。反过来说，如果解雇后重新就业的薪金w1=wo，则渎职没有薪金损失。随着经济搞活，渎职者在解雇后很容易在其它职业（包括自己开业）获得相当的薪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解雇本身已不再是制止渎职的有效手段。如果不考虑额外惩罚（M），且特定的个人在其它替代职位的最高薪金（w1）是一定的，为制止渎职，就必须根据渎职诱因的大小，调整现职位薪金（wo）。渎职诱因越强烈，就要有越高的薪金（wo），薪金（wo）成为激励代理人认真履行职责的手段。然而，如果仅仅为制止渎职而支付高薪，或根据渎职诱因来决定薪金，薪金支付就有可能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即会破坏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还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内容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因此，通过提高现职位薪金（wo）和降低渎职后的薪金（w1）作为制止渎职的手段，面临严格的限制，很难获得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能通过罚款、监禁等手段制止渎职。但经济惩罚要受限于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刑事惩处则还要考虑社会、文化及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无论是通过薪金损失还是额外惩处来制止渎职，都面临着对特定的个人偏好函数的估计问题。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不同，所以在事实上很难确实渎职收益（b）及渎职诱因，并据此确定适当的薪金及惩处水平。而即使知道了渎职收益，也很难了解确定的薪金及其它惩罚对渎职者的影响，设计出足以制止特定个人渎职行为的处罚手段。
二 查处概率与最优组织费用
在查处渎职的概率P为一常数的假定下，我们分析了渎职收益（b）与薪金（wo-w1）及额外惩处（M）间的关系，并说明了制止渎职的条件。现在进一步分析查处概率（P）对制止渎职的影响。从（5）式可以看到，在渎职收益（b）既定时，渎职诱因与查处概率（P）成负相关关系。查处概率越高，渎职诱因及为制止渎职所必须施于代理人的惩罚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渎职行为都能查证，即P=1，并能有效剥夺渎职收益b，那么，只要wo＞w1，无须附加任何额外惩处，就足以制止渎职行为。在另一个极端，如果所有的渎职行为都不可查证，即P=0，渎职诱因会趋于无穷，无论w0-w1+M多大，都不足以制止渎职，薪金与额外惩处对制止渎职不起作用，二者呈无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渎职能带来好处，即便是很小的好处，也会诱导渎职。
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