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贸易政策才确实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但这时英国已经用“不自由的”暴力手段搬倒了两个昔日的经济巨人;并且为了这一天,如果从1700年算起,它已经实行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到了该考虑克服该政策弊端的时候了。尽管中国的实力不是一下子能被打垮,但这条龙的脖子已经被勒住了:被强加的5%的条约关税率。而英国的关税仍然由自己做主。实际上,英国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1900年左右,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才降到约5%;甚至在1860年左右,这个数字仍高达15%。而到了20世纪大萧条时期,这个数字又回升到了20%以上。因而英国式的“自由贸易”理想还有一层含义,即在贸易对手被强加低关税率的同时,自己保持较高的关税率;如同对待被殖民的印度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当初在英国国会辩论该不该为鸦片出兵时,托利党人曾义正词严地谴责这场不义的战争。但我不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还有多少这样的声音。我想正像近代史所展现的那样,道德信念经不起巨大利润的重压。我们只能在角落里听到那些“不合时宜的”声音。然而道德耻辱感却进入了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今天的中国刑法规定,贩卖1000克以上鸦片的人,要被处以15年徒刑以至死刑。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一个凭借武力向其它民族贩卖了至少242072800000克鸦片的民族,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有时一个毒枭可能会逍遥法外,但除非没有任何道德思考,一个贩毒的民族怎能因它暂时躲过了惩罚就能心安理得呢?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下意识地将“自由贸易”这块招牌做了夸张的处理,用来“对冲”整个民族为贩毒而战的道德耻辱感。这种努力如此成功,不仅今天的英国青年对那段历史怀有虚妄却强烈的道德优越感,甚至不少受这场战争损害的民族的青年,也真诚地相信英国人为了“自由贸易”的伟大理想而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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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自由贸易”标签贴到英国脸上的作法引起了两种负面结果。一是因喜欢“自由”而倾向英国。人们将自由的价值观等同于英国的价值观,又将英国的价值观等同于英国的利益。他们认为只要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就符合自由的理想。回顾一下从1700年到1900年英国的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这个标签有多少真实信息。另一种是因厌恶英国而否定“自由”。既然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做了那么多损害其他民族的事情,“自由贸易”本身一定是值得怀疑的。有些人甚至怀疑一国之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是否西方的阴谋。可以说,用“自由贸易”为贩毒辩护导致了对“自由”的双重践踏。一方面,它打着“自由”的旗号践踏真正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它又用罪恶的行为践踏“自由”理念本身。这不能不是意识形态化毁掉经济自由主义的极好例证。
在经济学假定的情形下,自由贸易确实优于贸易保护。但迄今为止这种“自由贸易”没有在世界上实行过一天。一个国家若想将这一理念变为现实,就要看与它打交道的国家是否愿意做同等的事。单方面地谈“自由”和“开放”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还将证明,如果仅有自由贸易而没有自由移民,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皆大欢喜的。虽然中国在只强调“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中或许是赢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去思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的国家的利益。这个历史证明曾经为了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文明,在今天也不应仅考虑自己的福利。在这时,经济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更加符合她的道德理想:只有自由移民,才能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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