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

　　回到17、18世纪之交，当时印度和中国如布罗代尔所说，“合为一个超级世界”。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当然，这不过是16世纪都铎王朝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的又一新的应用。罗斯托承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商务印书馆，1997，第106页）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只靠当时的英国市场，是无法形成导致“革命”的规模的。看一看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就知道了。应该说，根本的转折来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印度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描述说，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他引证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的话说，“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商务印书馆，1995，上卷，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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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印度来，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大。尽管已经发生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仍较中国为高。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有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成本为低，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家庭”的产品。事实上，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以后。然而，任何一项新的生产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
　　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鸦片是重要的角色，而不像马士或费正清所说，是偶然为之。事实是，直到19世纪初，英国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反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只能“出售”大量的白银。《天子南库》的作者张晓宁指出，“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购买中国货值的90%以上都用白银支付”，在此之后虽然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有大量白银流向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136~139页）。这种情形其实在东西方贸易中延续了上千年。当初大量黄金被中国的丝绸换走时，曾引起罗马人的惊恐。后来有两个事件的巧合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不久，明朝政府于1436年（英宗正统元年）解禁了白银。再以后，一直到英国崛起之前，中西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用中国的产品交换西班牙在美洲生产的“货币”。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约有一半美洲白银最终到了中国。由于解禁后的白银逐渐成为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要成分，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直接等价为货币供给的增加。这为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拉蒙·梅耶斯）认为明清时期存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条件。然而后起之秀英国就没有西班牙那样幸运，它没有在美洲发现那么多金山银矿。它拿什么与中国贸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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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生产货币”的西班牙，也认为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颁布了《禁穿华布令》。更何况没有“货币”的英国。如果听凭“自由贸易”，英国大量靠其它贸易挣来的白银就会无情地被中国吸走，其宏观结果就是造成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其微观结果就是剥夺了对大机器工业的投资。英国也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在这时，鸦片就具有战略意义。撇去道德考虑，鸦片的生产特性是无需复杂的技术；它的消费特性是，一旦成了它的消费者，就会持续成为它的消费者。于是鸦片贸易既一本万利，又有着稳定的且不断扩张的市场。不是随便什么商品就能担此“大任”。然而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无论是在当时（包括英国国内）还是现在，又是被排除在贸易之外的“非法物品”。“战略性的商品”和“非法物品”的冲突，在英国国内表现为国会就要不要打鸦片战争的辩论，在无政府的国际上，就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使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完全合法化，鸦片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的纪录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战略性地扭转了白银的流向。中国为进口鸦片每年流出3000~4000万两白银，而据马克思说，鸦片收入提供了英国岁入的六分之一（第28页）。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 ——防采集设置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退一步讲，即使不谈鸦片的非法性问题，当时的英国也很难与现代意义的“自由贸易”沾边。它的所谓“自由”，大概第一是要打破在它之前的欧洲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对贸易的垄断，第二是打破政府对贸易的垄断。只是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夕，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才将销售鸦片的权利“自由化”到散商那里，却仍然保持着强迫印度农民生产鸦片的垄断权。与东印度公司相比，“广东十三行”毕竟是获得特许权的多家私人商号，特许权只涉及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大宗商品，并不垄断其它商品的贸易。尽管这些特许商号共同成立的公行有价格卡特尔之嫌，但其主旨仍是行业自律，以致其“行规”开头就说“中外一家”（ForeignandChineseareofonefamily）。至于关税率，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据林德特等人的《国际经济学》，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还高达30%以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54页），比当时中国官方规定的2%（据马士资料）~5%（据张晓宁估计，第125页）的关税率高了许多，显然远不够“自由贸易”的标准。
　　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文明，一直是开放海外贸易的。据鲁传鼎的《中国贸易史》，汉唐以后，不独长安、洛阳商贾云集，而且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以至扬州，也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进口关税率时有不同，但多为6.7%（粗货）~10%（精货）（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1~30页）。历朝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重商主义的概念，他们开放贸易也并非信奉“自由贸易”；而是对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外则要“怀柔远人”。但由于清代只开广州一关，且十三行制度仍有垄断性质，加上吏治腐败，经常出现在关税之外加征规费和勒索之事。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记载，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都曾直接干预过广东海关勒索外商的事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69~70页，第92~98页）。明清以后，政府也不时设有海禁。然而这并非想搞“贸易保护”，而是因海盗所致。明时海盗多为“倭寇”，清初为台湾郑氏集团，后来则与西方有关。事实上，欧洲的商人多出身海盗，后来也是亦商亦盗。当时经常有装备大炮的“商船”开入中国的港湾，致使清朝政府采取“不得不防”的态度。这些海盗不仅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却经常是本国政府的座上宾。英国王室与海盗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例如伊利沙白女王在海盗德雷克那里持有股份，在一次对西班牙商船的成功掠夺中，女王分得了25万英镑。这部分钱为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初始资本（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280页）。海盗德雷克也被加官进爵，官至海军中将。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用大炮护送的鸦片走私，与其说是“自由贸易”，不如说更像海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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