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科斯定理的重构与发展

布坎南对科斯定理的重构，反映了其将新古典经济学效用价值论推向了极端的倾向，他认为既然效用是个人的主观评价，那么，个人就是价值评估的唯一的源泉。个人利益、个人偏好完全是个别地产生并为私人所拥有，它不可能为任何外部观察者所知晓。交易过程的自愿协定性质是效率的评判标准，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独立于交易结果之外的效率标准。由此，布坎南从主观契约主义立场出发对科斯定理实现了重构。 
四、制度变迁理论对科斯定理的发展 
寻求生产的制度框架是科斯本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在《〈企业的性质〉的影响》一文中谈到“老年人的梦想”时，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1988年，第301页）当科斯在1991 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正是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题发表演讲的。科斯定理也是意在探讨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但是，除了产权制度外，是否还有其他一些制度变量呢？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则从一个比产权更广阔的制度内涵中来考察经济绩效。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托马斯合著，1973年）、《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1976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年）、《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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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制度？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981年，第225—226）页）“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990年，第3页）而“变迁”一词指制度的创立、 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1981年，第225页）。 “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1990年，第111页）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诺思强调了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973年，第1 页）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诺思已经构造了一个初步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他做出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区分，制度环境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与法律基础规则”，如支配选举、产权与合约权利的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1979年， 第270—271页）。诺思还指出不同的行为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但他们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即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1979年，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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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诺思出版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他在该书中对原来的论点和框架作了进一步的修 ——免费论文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样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 ）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诺思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大发展，但其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在诺思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产权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通过对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产权的界定和行使本身也是需要费用的，在这个费用大于可能的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成功地克服“搭便车”问题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制度变迁理论需要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诺思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一旦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相符时，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1981年，第53—54页）。  ——论文大聚合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诺思运用以上这个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人类经济史，从而把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成功地统一起来了，诺思本人也成了新经济史学的开创者，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①威廉姆森，O.E.（198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 
②钱德勒，A.（1977）《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本。 
③科斯，R.H.（1937）《企业的性质》，（1960）《社会成本问题》，（1988）《〈企业的性质〉的影响》，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④德姆塞茨，H.（1967）《关于产权的理论》，《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菲吕博腾，E.G.与配杰威齐，S.（1972）《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同上。 
⑥阿尔钦，A.与德姆塞茨，H.（1972）《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同上。 
⑦戴维斯，L.E.与诺思，D.C.（1979）《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第二章，同上。 
⑧诺思，D.C.（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 

⑨李仁君，（1998）《论科斯定理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载《天津商学院学报》第4期。 ——论文大聚合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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