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腐败和企业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博弈分析框架

作者：钟鸿钧  主题类号：F11/理论经济学 【 文献号 】1-1845 
【原文出处】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9～21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控制权、腐败和企业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博弈分析框架 
【 作 者 】钟鸿钧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 100871 
【 正 文 】 
一、导 言 
到199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说来，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6年，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2年，以承包同制为主要手段，强调改革的重心必须从放权让利转移到改变经营机制上来。从1993年起一直到现在，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的决策层在改革中采取了由易到难的策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使早期的改革比较容易进行。但是，由于收益递减和其它方面的原因，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目前，改革可谓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社会的大量失业人员同时并存，国家一方面要解决冗员带来的无效率问题，又必须同时考虑如何解决大量失业人员可能带来的社会安定问题和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目前的改革特别棘手，很多改革措施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难以实施。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问题，即企业的人事权改革和收益分配权改革进行。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公司化改革，其实质都是对企业的收益分配权和控制权（实际上是人事权）进行再分配的过程。控制权主要体现为对资产和人事的控制权上。但是，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对资产的控制权大都是通过控制人事权来实现的。因此，对人事权的控制和再分配是影响企业改革的关键。另一方面，企业业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经理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又取决于经理的收益分配权。因此收益分配权也是影响企业改革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维迎（张维迎，1998）认为，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是造成国有企业兼并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政府官员对企业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而且这种控制权能够给官员带来私人利益，因此官员总是希望控制企业以实现个人的利益。这种官员对企业的控制使得一些应该进行的企业兼并或重组无法进行，而一些不该进行的兼并或重组却在政府官员的强制干预下得以进行。  ——论文大聚合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Hart & Moore（1990）认为，所有权的实质是剩余控制权。在此基础上，田国强（1995）利用控制权对有关各方激励的影响来讨论不同所有制安排的效率和社会福利差别。借助于将制度环境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并比较不同所有制安排下的社会总福利，田指出，中国不同时期的最优所有权制度安排取决于诺斯所说的外部制度环境。在市场等外部制度环境尚很不完善时，国家所有制可能是最优的；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集体所有制是最优的；而当以市场为主要代表的外部制度环境变得非常完善时，私有制是最优的。无论是张维迎还是田国强，他们的主要观点都是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认为，造就企业家和绩优企业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改革所有制（林毅夫等，1996）。他们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由于包袱太重等原因而无法与私营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因此，要使国有企业能与私营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就必须解决国有企业的过重负债和冗员等包袱。 
在我看来，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会背上负债和冗员包袱？国有银行和政府官员为什么在明知国有企业无力还债的情况下仍然会借债给企业？腐败问题

作者：钟鸿钧  主题类号：F11/理论经济学 【 文献号 】1-1845 
【原文出处】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9～21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控制权、腐败和企业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博弈分析框架 
【 作 者 】钟鸿钧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 100871 
【 正 文 】 
一、导 言 
到199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说来，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6年，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2年，以承包同制为主要手段，强调改革的重心必须从放权让利转移到改变经营机制上来。从1993年起一直到现在，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的决策层在改革中采取了由易到难的策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使早期的改革比较容易进行。但是，由于收益递减和其它方面的原因，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目前，改革可谓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社会的大量失业人员同时并存，国家一方面要解决冗员带来的无效率问题，又必须同时考虑如何解决大量失业人员可能带来的社会安定问题和再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目前的改革特别棘手，很多改革措施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而难以实施。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问题，即企业的人事权改革和收益分配权改革进行。无论是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公司化改革，其实质都是对企业的收益分配权和控制权（实际上是人事权）进行再分配的过程。控制权主要体现为对资产和人事的控制权上。但是，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对资产的控制权大都是通过控制人事权来实现的。因此，对人事权的控制和再分配是影响企业改革的关键。另一方面，企业业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经理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又取决于经理的收益分配权。因此收益分配权也是影响企业改革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