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

　　美国优越感盛行于革命年代，其革命观点，不仅在英帝国内存在无谓的内部争吵，而且在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如此。埃布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预言：即使在2000年，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中心地位。美国人确信他们是独一无二　的，从一开始就沉迷于他们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声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为镇压威士忌起义作辩护，部分是因为“它将导致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其他人　作为欧洲怀疑论者则希望看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失败，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够　“自治”。半个世纪之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奴隶制会弱化美　国使命，将使国家受到国外“自由制度敌人”的指责：自由制度具有虚伪性。
　　美国历史著作之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坚持认为：新的民族定义并不由通常　的民族特征基础构成的——一系列的边疆、由来已久的政体、共同的“民族”或种族—　—而是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特殊使命。这种叙述被19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加以详细　阐述，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Walter  H.Prescot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Parkman)及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全球背景下　的美国历史。但他们确信美国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由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孕育着　一定的岛民心理。因为领土的增加意味着“自由区域的扩展”。而那些拦路者——欧洲　列强把法令范围扩及至部分北美大陆、土著美洲人和墨西哥人当中——借此限制自由的　发展。在众人的展望中，西部并不是人民与政府的战场，而是一块准备作为美国神圣使　命的一部分去占有的“无人居住的”的空地。
　　如果19世纪美国与西半球以外世界的接触更多是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处于全球阶段的美国则以一个持续而强有力的扮演者身份出现。在参与世界性的诸多关键时刻，美国与国外的接触微妙地影响着自由的定义。
　　取得这一进展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从反对一战时期严厉的压制到20世纪30年代劳工组织的反对者要求限制自由的新意识。但在美国步入二战前夕，迈克尔·卡曼(MichaelKammen)“发现”，《权利法案》更多地应归功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在美　国与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为一种速记方式所描述的许多差异而对自由的祈求。一旦美　国参加二战，纳粹这个反面的例子就会经常被公民权的拥护者所援引。作为“四大人类　自由”之一言论自由适得其所，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这样描述盟　国的战争目的：不仅四大自由体现了盟国与其敌人间的“至关重要”的差别，而且在将　来，罗斯福希望它们将会“遍及世界各地”，这种认识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人们享有自　由，更新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观念。
　　战时美国谈论自由盛极一时——表现在广告、电影、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出版物以及罗斯福的言论中。罗斯福不止一次把战争说成是“自由”与“奴役”之间的较量。自由世界，这一专有名词在1940—1941年被那些迫切要求美国介入欧洲冲突的人们加以普及，它在战时修辞中起了支柱作用。1942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了战争引起全球“新政”的观点：美国参与战后世界事条将会普及四大自由并确保　美国革命的前途。华莱士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顺应亨利·卢斯(Henry  Luce)更具沙文主义　的美国应承担“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强国”作用的要求。但在观点上无论有何迥异，华　莱士和卢斯都预见美国今后将会推动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作为榜样和偶尔的国际干预，　而且是通过无休止地介入其他民族事务。的确，在战争结束之时全球主义者的语言和形　象充斥于大众媒介，并且美国的思想已经继承了一种很少会引起非议的全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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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二战预示着一种自由名义下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传统关系变革的话，那么它(变革)也重新塑造了美国对国内自由的理解。反对纳粹专制及其种族优秀论的斗争使天生的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理论名声扫地，而且也给国内长期争取民族正义的斗争注入了新的动　力。一种多元社会的定义即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自由权益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左倾　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群众阵线”所共同倡导。在二战期间，它成为政府的官方立　场。美国所确立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四大自由思想的贡献，有益于对付战时的敌人，而且　也是一种决心：这些思想应该扩及到所有的人，不论种族、宗教、血统。在战争期间，　一种共同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伦理和信仰上的博爱，开始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而　出现。法西斯主义是哲学的敌人；不宽容是一种舶来品，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
　　通过研读美国多元主义的历史，战后的学者把美国定义为带有纯粹文明个性的民族。美国人的信条忽略了我们民族意识的真实历史中有影响力的种族及民族气质，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恒久定义。与此同时，非洲和亚洲反殖民地运动的兴起在黑人间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移民”意识的迅速增长；它强调美国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历史的三棱镜的折射才能被理解。与战争年代的其他产物一样，这种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看法，是作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而存活的，并不是美国理想与行为间的失调，不会伴随着冷战的出现而长久地存活。 ——内容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在修辞上，冷战在许多方面是二战许多战役的延续。一个世界鲜明地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个代表自由而另一个则为奴役的争辩，被与共产主义作世界性的斗争所激活。美国再次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反对恶魔般的、疯狂的敌人并且维护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冷战是战后重新设计自由主义的大熔炉。对国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加速了国内麦锡主义的泛滥，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群众政治的普遍排斥。在那里一种教条、管理式的自由主义出现意味着反对民众意志的泛滥而保护民主制度。
　　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利于解释这种普遍的冲击，至少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间，1958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一篇文章提到“两种自由的概念”。伯林明确区分了“消极自由”(缺少实现个人愿望的外部障碍)与积极自由(能导致个人对整体的服从，　通过把国家作为自由的社会正义的仲裁者)。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带有其保护个人权　利的制度性措施；积极自由代表苏联。当然缺少限制的自由思想在美国历史上由来以久，但伯林本人依然十分惊讶：他所期求的准则是如何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用来怀疑福利国家和任何冲击经济规则的东西。他的文章专注于自由思想，对弱化大约同时代的汗娜·阿伦德特(Hannan  Arendt)作为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自由的不同理解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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