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续）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 社会 学 方法 分析 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 现代 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 政治 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 20世纪中期西藏 历史 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三、十三世达赖改革性质的分析
　　国外及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十三世达赖改革时，往往认为这是一场致力于西藏现代化的改革。“现代化”是为其改革的定性词。从改革的背景、 内容 和思路看，十三世达赖想振兴西藏以图自强，的确在倡导、 学习 引进了一些内地和西方的先进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但从改革的具体过程看，“现代化”并非改革中的基本点，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在改革中丝毫不愿意触动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他本人的身份也决定了他对改革的认识程度。也就是说，改革对十三世达赖而言仅是加强 经济 与军事力量，并非着意于现代化。
　　十三世达赖背后是传统的宗教文化，他的宗教领袖地位也限制了他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宗教对近现代 工业 技术呈先天排斥的态度。西藏宗教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活力并产生相当大的地域 影响 。但对外来文化，宗教最多是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合适的东西，决不会让其他文化取代自己。所以说十三世达赖以宗教领袖身份进行现代化意义上的改革是很难合乎逻辑的。那么，对西藏的这次改革我们该怎样加以判断呢？
　　就当时情势而言，我们要考虑这样的 问题 ，在十三世达赖 时代 ，西藏并没有“现代”或“现代化”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也没有“西方化”、“工业化”的概念，汉族地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西藏本土也没有出现。虽然十三世达赖到过内地，汉地这种观念可能对他造成过影响。另外，印度王公贵族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英国人贝尔曾向十三世达赖介绍过西方文化，这些因素也可能是他立意改革的催化剂。但在进行改革时，十三世达赖是不会意识到他的改革会有所谓的“现代意义”的。“现代意义”、“现代化改革”只是现代的历史学家给他加上去的现代概念。这个问题可以引出接下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问题，即，事件描述的主观性问题。该问题是现代全球史学界、 哲学 界包括社会学界都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打算详论，只是要说明，任何人，在对过往的事件进行回忆、叙述和描述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事件情节进行选择、增减。已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全面再现，只能接近真实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对专家与 研究 者来说，事件的定性是后发的，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在对西藏 历史 上的 政治 改革进行角色参与的 分析 中，以 现代 性眼光来看，改革的参与角色的 社会 背景、阶级属性、社会关系以及各角色所要充当与扮演的“角色”颇具有不同的意义。改革中的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如果填充进现代性价值观，则会发现对他们的评价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中，改革派是一伙亲英派人物，保守派则是亲汉的寺庙喇嘛。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意识取向的评价显然需要加以全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加以孰优孰 劣的比较，而是要结合历史现实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适当的判定。以当代的眼光看，保守派不见得就是坏的，改革派也不见得就是好的，好与坏的评价已经不能作为历史评论的简单模式了。同时，当今对历史的判断还要考虑被评论者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以十三世达赖本人的思想意向而言，他一开始   进行的改革与中、后期的改革有明显的不同，中、后期带有加强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意味。值得考虑的是十三世达赖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行动，即我们所认定的改革，在后期并不具备现代性意义和性质。马克斯·韦伯曾对现代性作过几个界定，其中之一是现代性是使思想、意识从宗教范围内解脱出来，达到世俗化和却魔化（Disenchantment）。这里的却魔化专指宗教在现代状况下面临被批判的境地。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仅就这一点来看，便没有丝毫批判宗教的 内容 ，相反，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改革还是其加强西藏作为宗教王国圣地的最好手段。 ——内容来自www.17lw.com,一起论文网
　　西方一些人还认为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具有呼唤民族独立的意义。并将自 1914年开始的改革当做是在其发布“水牛年文告”之后顺理成章的对所谓“独立宣言”的实践。仿佛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俨然可等同于20世纪的风行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不过，细致推想起来，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推理。因为十三世达赖的“水牛年文告”中虽然表现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存在着独立的意识，但文告中并没有使用类似西方术语“独立”（Independent）的藏文词汇（藏文rang—dbang 是一些人认为的与独立对应的词，但其本义是“自主权”）。事实上，在当时的西藏还没有类似西方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概念。十三世达赖的改革 自然 也不具备“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条件，这一类观念应该是一些外国人随意以现代词汇对西藏的政治状况加以别有用心地曲解和宣传，对于这种做法，我们的态度应如李铁铮所说，“作者（指李本人）对亚洲的民族主义是信任的，但是憎恨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制造种种虚伪现象，同时参入种种违反他们本国民族利益活动的人。确实，民族主义已经打破并仍在打破着殖民帝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多民族国家都要分割成若干独立的民族国家。”  ［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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